深圳宝安，弘雅小学。下课铃响过之后，曾亢没有急着走。他站在讲台边，看着孩子们收拾书包、打闹着往外跑，偶尔有人回头喊一声“曾老师再见”。这样的场景重复了二十五年，重复到他自己都记不清送走过多少届学生。

2026年，长征胜利九十周年。北京办了一场大展，875件文物摆在那里，讲那场两万五千里的远征。曾亢没去看展，他在教室里跟学生讲长征。讲法跟别人不太一样，他不怎么讲路线图，也不太讲数字，他讲人——讲那些在看不见前路的时候仍然往前走的人。

然后他顺嘴说了一句：老师每天来上课，也是一场长征。

孩子们笑了。但曾亢是认真的。

他本来可以不站讲台

2001年，曾亢从广东第二师范学院毕业，广东省招调生公务员考试已经过了。珠三角的公务员，体面、稳当，家里人大概也觉得踏实。他没去。他去了弘雅小学，当语文老师。

这事儿搁谁看都有点想不通。但往深里说，又好像不那么意外。曾亢家里三代教书，外祖父、舅舅都在讲台上站过。而对他影响更深的，是伯公曾天节。那位从广东五华走出来的革命者，1927年大革命跌进低谷的时候，把自己的名字改了——“曾责力”改成“曾天节”，“天”是共产党，“节”是“责力”的谐音，合起来是一句话：对天发誓，永不变节。后来曾天节在国民党军队里潜伏了二十多年，1949年率部起义。

曾天节

曾亢从小听这个故事。他未必想过要复制伯公的人生，但有些东西是悄悄渗进去的：认准了一件事，就别老想着换。

思政课不好上，他偏要上

小学思政课，一线老师都知道有多难。讲道理谁都会讲，讲完呢？孩子点点头，转过身就忘了。曾亢的办法是别光讲。他搞了一套“三维”的路子：先读经典，再看片子，最后出门去做。讲“仁爱”，先读《论语》里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，再看《典籍里的中国》，然后带学生去养老院，给老人梳梳头、说说话。一圈下来，“仁爱”不再是一个词，变成了一件做过的事。

他还有个习惯，按年段分着来：低年级管习惯，中年级养善心，高年级练脑子。有个孩子课后跟他说，看到焦裕禄去世的画面哭了。曾亢也红了眼眶，掏出一张明信片递过去，算是奖励——奖励这孩子“读懂了”。

毕业多年的学生手写过一句话寄给他：“曾老师教会我善良。”他收着。比起奖状，他更在意这个。

粉笔头也能走出路来

如果只到这儿，曾亢就是个不错的小学老师。但他的路子比这长。

2026年6月，他担任课题组组长的专项课题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“三维融合”育人体系的理论构建与基层实践路径研究》立项了。7月，山东师范大学学术交流中心聘他做特聘专家；10月，北大国经智库又聘为特约专家。一个小学老师，站到了高校学术平台的桌边上。

听着有点跳，但搁他身上不突兀。他跟中山大学刘歌德教授合著的《坚定文化自信》被“长安街读书会”列过文化类首推；国家级学术会议参加过五十多场，论文发了40余篇。这些东西全是挤出来的——备课之后、改作业之后、放学之后。他没离开过课堂去搞学术，他的学术就是从课堂里长出来的。

没有终点的路

2026年9月，《人民书画报》写他，用了一句“从二十五年前的青春热血到如今的鬓染霜华，这份初心从未动摇”。但“坚守”这个词，曾亢自己大概不太会用。坚守听着太苦。他更可能说的是：这条路值得走，走着走着，就走成了自己的一辈子。

伯公当年拿枪走的那场远征，是为了让后辈不用再打仗。曾亢现在拿粉笔走的这场，是为了让坐在教室里的孩子，在还来得及的时候，碰上点真东西——善良、责任，一个人为什么值得好好活。

两万五千里有个头。教书育人这条路，没有。好在总有人在走。